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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谢镗忠还宣布：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第十五章 复仇女神
王莹惨遭江青毒害
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眩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至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蚊，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玉莹在一九五四年底从美自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之命”！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精疲力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
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死地：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①
①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垣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垣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死了，可是，华垣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垣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帐，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①
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采访于上海。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当年，蓝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蓝苹跟章混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因为上次江青通过叶群，委托吴法宪指挥上海的“十？八”抄家，干得很不错，这一回，她就直接找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一九六七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某处一间小屋里。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好找。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三月二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