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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秦桂贞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当然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陈阿姨是谁？”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泰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姓张的。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人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因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
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
她盼望着蓝小姐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三月六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
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
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的那年，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她是靠米汤、稀饭喂大的。
才十三岁，她就到上海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她一直在许家当佣人。后来，蓝小姐成了许家的房客。
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瞒着东家，给蓝小姐送饭送菜……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
纯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
她记得，当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了一本照相册。蓝小姐当即送她照片留念，还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其实阿桂并不要什么“报答”）；
她记得，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那孩子叫李纳。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
她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军进城，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一九五○年，东家的孩子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于什么活都行。后来，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由于过不惯北方生活，从一九五八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一九五○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阿桂头上被留着的一小撮头发，原来是打手们在打她时揪脑袋用的。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折磨着她……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维世屈死狱中
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玉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于这个关系，孙维世的胞兄孙泱担任了朱德秘书），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①
①金山，《莫将血很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