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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
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
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
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
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
炮弹！ 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
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
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
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
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
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
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
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
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
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
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
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
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
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
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
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
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三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体剧烈地蹦离地面，过一会儿，便可看到对面金门又绽开一簇灰白相间的烟花。
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