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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推上了审判台，而唯独我毫发无损。于是就传出了一种不太响亮，但非常可怕的声音：“金成这家伙真是阴险狡猾……！”
我知道这个阴险狡猾的含义，一是说我善于玩弄两面手法，攻于心计，居然能躲过这十二级台风；二是说我隐藏很深，深得点不着一根软肋，抓不到一条小辫。
阶级觉悟很高，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人们，从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中领悟到一条深刻的道理：明处的阶级敌人故然可恶，暗藏的阶级敌人更加危险。因为明处的阶级敌人有“凭”有“据”一目了然，而暗藏的阶级敌人是什么样子？无影无形，谁也无法描绘。因此在抓暗藏敌人的时候，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审问明敌时，被牵扯到的一些人就有可能被列入暗藏的黑名单；二是把那些还没有明显依据，只是有所怀疑的对象，视为暗藏之列。对这种人就是先揪出来，再从审讯中逼〔或诱〕出口供。所以历次运动的发展规律都是先抓明的，再深挖暗的。
不管怎么样，第一场风雨总算避过去了。虽然是惶惶不可终日，但总算皮肉未动。然而，我心里明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初二初三……在那个年月，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紧紧地把握着我们这些人的命运。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早有思想准备，既然自己已失足落水，就要准备接受那一时刻的到来。别的我不担心，只是畏惧那风头火尖上的严刑逼供。
一九六八年双抢刚刚结束，我就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走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多参加红心水轮泵站的建设。
红心水轮泵站是锦江上一个较大的水利工程，一九六八年秋动工，由红心公社，向阳公社和南山垦殖场三个受益单位共同修建。一开始就投入了二社一场的大部分劳动力。按上级要求，工地全体干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战一个秋冬，抢在来年春雨暴发前，在锦江上垒起一座石坝，拦腰截住锦江河水。然后，南岸安装水轮泵，北岸装上发电机，一举解决二社一场的缺水用电问题。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打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争分夺秒，昼夜突击，风雨无阻，轮番作业。经过一个秋冬的苦干，全体民工用血汗，甚至用生命，终于按时让石坝合龙竣工。
可是第二年春节过后，春雷响处，暴雨频至，江水猛涨，大坝北端的泥沙堤岸又被冲开一个大缺口，形成一段新的河道。这样，一九六九年秋又重新集结原班劳力，将石坝延续垒至北端新岸，再加固两岸护坡，才牢牢锁住了江水。
那时没有一台机器，全靠肩扛手抬，而大部分作业又都是水下施工，因此，围堰堵水，排沙清基，抬石砌坝每道工序施工的紧张，艰难和艰苦的程度，是我参加修建的多个水利工程之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工地劳动的所有人员中，除革命群众外，二社一场的五类分子、被揪斗对象和被审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工地劳动改造。
大概是为了便于对这些人监管，所有“份子”和“准份子”一律挂牌证身。牌子大多是木制，大小约四乘六寸见方，牌子上的文字标示着各人的政治身份和姓名。如‘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打砸抢分子某某某’‘地主分子某某某’等。份子们必须将牌子绑在身后裤带上，走路或干活时，木板在臀部一扇一扇的，后面的人见了真是忍俊不禁。这块牌子一旦挂上，除了晚上睡觉时可以取下来，其他时间，也就是说从早到晚都必须挂在腰间，不得损坏遗失。大概这些人都想把自己改造好，所以干活特别卖力。
工地上最苦最危险的活莫过于下水扛沙包垒围堰。有时正值刮风下雪，河边浅水处结着薄冰，为了赶工时，还得下水作业。当然这种活大多是由那些挂着黑牌或暂时还没挂黑牌却身有软肋的年轻人干。我没挂黑牌，也常主动报名参加这类突击活动。
我不会游泳，象个称砣，一落水就只会下沉不会上浮。在那冰冷湍急的江水中，我能干什么呢？那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是想如果这样玩完了，就是“革命到底”了，能落个“重于泰山”，也算死得其所。
在我的记忆中最刺激的水上游戏是围堰封口。围堰一般都是从两头包抄过来，到最后剩下一个狭窄的口子。这样的口子必然上下水位落差悬殊，缺口附近的沙石转眼间就被冲光洗净，只留下咆哮奔腾桀骜不驯的滚滚激流。要驯服这匹无缰的野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记得第一次围堰封口是在南岸不远处。缺口只七、八米宽，三四百斤重的沙包扔下去，只要一触水面，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有人立即扛来一棵大杉树，横固在缺口两端，接着又有人搬来了许多削得很尖的松树桩。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地具有丰富拦河经验的老农。他们是要将这些木桩插入江底，上端靠在大杉树上，然后将沙包从上方扔下去，密排的木桩就会将沙包拦住，使其沉入江底。这种方法在一般的急流中使用也许很管用。但在这种水很深，流特急的喷水口，就无济于事，木桩一触水面就被激流冲走。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让木桩沉底。上百人折腾了一个上午，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我是个喜欢啃硬骨头的人。这天中午收工后，我一直在想堵缺的事。我想木桩插不下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木桩太轻，难以下沉；二是木桩触水面积大，容易被水冲走。如果能改用面积（体积）小份量沉的物体，就一定能插入水底，固住沙包。于是，我就想到了打石队的钢钎。我们修的是石坝，需要大量石头，打石队每天钻石放炮，一定有很多钢钎。
一想到此，我就立即要试一试。我饭也不吃，马上跑到石山上，找到两支钢钎。随即独自一人来到缺口处，轻易地就将一支钢钎插入了江底，稳稳地靠在大杉树上。第二支也很容易就插了下去。试验证明，这个办法可行。我立即跑到指挥部找罗总指挥汇报。
总指挥正在为下午如何封口之事愁眉不展。听了我的建议，他高兴地说：“好！这个办法一定行！”下午，按照我的方法施工，不到一小时，就将缺口堵住了。
这一次只费了点心，没有吃苦，更未遇险。最苦最险而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北岸的那次围堰封口。
那年的深冬，石坝从南向北已延伸至离北岸约三四十米处，而围堰出水缺口仅十多米宽，大坝上下水位落差更大。上游三四百米宽的漫江储流，至缺口处便挤压成一股怒涛，从狭窄的缺口处喷涌而下。怒涛一入缺口就如巨龙发威，头触水晶，尾卷巨澜，翻江倒海，势不可挡。
记得那天早晨白霜如雪，路上冰凌拔地，看着是一个大好天气。可早饭后天空就变得满天阴霾，还吹来微微北风。上午出工，寒气袭人。按照指挥部的安排，这天上午要完成围堰合龙的全部准备工作，下午突击封口截流。
上午十一点过后，云更浓，风更大，天更冷。恐天下雨，刚吃午饭，指挥部就鸣哨出工。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站在缺口边，水沫溅在脸上，许多人都拴着双手蜷缩着身子。我也早已冻得瑟瑟发抖。因缺口较宽，围堰狭窄，岸上容人不多，所以突击队员必须下水。总指挥一声令下，我与其他突击队员一道跳进冰冷的激流。
人一下水，全身犹如针戳刀割。不一会，好象血液已被冻结，肌肉全被剜尽，除了心脏的跳动，大脑的知觉，其它好象都不属于自己。这时，唯一的自救只有咬紧牙关，拼命干活，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处于高度紧张的运动状态，使之释放出体内的全部热能，抵御刺骨钻髓的严寒。
我们与激流殊死博斗了近三十分钟，终于降服了汹涌的江水，围堰胜利封口。
完成任务上得岸来，个个都已冻得面青嘴乌，步履蹒跚。大家赶紧穿上棉袄，到火边温暖多时才缓过气来。这时我们才有能力享用指挥部的奖赏——每个下水队员喝白酒一碗，驱散寒气，以资鼓励。
我很幸运，一上岸就有一个女孩给我擦水穿衣，并端来一碗白酒摧我：“快喝，要不会生病的。”我是从来不喝酒的，打小时候起连甜酒也没喝过一口，哪敢喝这大碗的白酒。她便以一种恳求加命令的口气说：“殷间（这是我的外号），这碗酒你一定要喝，我陪你喝。我先喝给你看。”说完，她艰难地连喝了几口，然后把碗端给我。
她的举动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勇气。我接过碗，鼓一把劲，咕咚咕咚竟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也许有人要问：“你对她的话为什么会如此服贴顺从？”
她叫李春花，下放知青，与我同在二分场。我们虽不是同一个生产队，却常有人对我说起她对我的一些事情。她的队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三查运动以来，免不了有人对我品头论足，其中不乏贬损之词。她的队长也属贬派之列。每当听到这位队长对我略有诽言，她就要接口顶撞，为我辩护。有时竟与队长争得面红耳赤。听到这些传闻，作为一个身处逆境的男人，岂会无动于衷？
眼下，我正心冷意寒的时候，她又送来温暖和关爱。别说是一碗驱冷御寒的白酒，就是一碗毒药我也会陪她碰碗干杯。
当时，我喝了春花送来的酒，很快就铭酊大醉。她也醉了，只听她说了声：“殷间，我们回去。”之后不知是她还是别人一直搀着我回到住处。在工地施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罗总指挥仍派了我的好友徐真和服侍了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听人说，这天晚上我一直哭到天亮！千古艰难唯一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醉酒。却在这一醉之夜流掉了我一生的大半泪水。在别人眼里一惯乐观的金成居然哭得那样撼天动地，真有些不可思议。说实话，至今我也说不清当时的我为什么会这样？
年轻的份子和准份子们大多是突击队员，那些年老的份子，虽然拖不动沙包，下不了激流，但仍有许多事情非他们莫属。其中我知道他们做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件没有定时，没有安全，更无报酬的事情：
根据设计要求，石坝每隔一定距离就要留一个宽约两米的出水口，以备蓄洪和泄洪之用。施工期间，每个缺口处架着几块厚木板，供民工抬料运石往来行走。冬春季节，雨水无常，只要上游下雨，江水必涨。如若江水漫过坝面，那些架桥的木板就有可能被大水冲走。因此，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逢雨，就要派人上石坝把木板搬开置于高处。这件事就成了那些老五类份子们的“专利”。
搬开那些又厚又长又重的木板并非易事，既费力又危险。如果是在平地上搬运，哪怕千斤万斤也不难运作。可这是在横贯江面的石坝上。坝面宽仅一米左右，缺口一边只能勉强容纳两人。如果要将木板移到南面，北边的人只能伸长手将木板移到一定位置，然后一声口令，北端的突然手一松，南边的猛力向后一拉—全部动作四个人必须同时发力，丝毫不差，木板才有可能安全拖到南岸。如果四人中有一人稍有差池，木板失去平衡，一端因重心倾斜触及水面，那猛如瀑布的冲力岂是两位老人所能抵挡？其后果必然是木板被巨浪冲走，人被木板打下石坝卷入急流。我就曾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