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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任何事情都是开头难。正秀卖菜也经历了这一过程。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赚到钱。特别是开头的那些日子，还常常亏本，回到家里就苦着个脸，叽叽咕咕发闷气，搞得家里的气氛很不好。这时候，我就好言好语开导她说：“不要怕赔本，这种小生意再赔也有限。等做出了经验，摸到了门道，就能赚钱了。”
果然，慢慢地，她渐渐摸出了些门道，进菜卖菜都有了些技巧，开始有了些利润，她脸上就偶尔会露出一点笑容。有时一回家看她笑容满面，就知道她今天生意不错，赚了些钱。我记得，那个时候她一天能赚到四、五块钱就会非常高兴，回到家里还没说话就得意地用手势向我比画，她伸出几个手指头我就知道她今天赚了几块钱。
但是贩菜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每天早出晚归，非常辛苦。为了进菜，天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得出门。有时菜不好卖，要呆到晚上六七点钟市场关门才回来。冬有三九，夏有三伏。有一年菜场还没建好，蹲在大马路上卖菜，那种辛苦真是难以形容。再说，正秀已有近二十年的工龄，也不能就这样白白地扔了。没有工作，往后也就完全没有了保障，这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是多么恐慌的事。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努力给她找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一直到一九九二年，仍无头绪。
有一天，城联公司经理通知我说，公司马上撤销，要我赶快把傅正秀的工作关系迁走，否则到时候就无人管了。真是旧愁未消添新愁，这工作关系往哪儿迁呢？要迁就要重新找挂靠单位，我到哪里去找？这些难题我只能埋在心里，却对老经理无话找话地说：“你们单位撤销了，那些老工人怎么办？”
经理一边收拾桌上的东西，一边随口答话说：“城联公司撤销后会成立一个修装公司，老工人全部转入新公司。”
老经理无意中透露的这一信息，不禁引起了我的关注。我一听成立新公司就若有所思地打探说：“那老经理你肯定到新公司任经理啰。”
不料，我的话倒引起了经理的满腹牢骚：“他妈的，e局撤了我的职，从建新公司调了一个什么人来当新公司经理。他就一定能搞得比我好？我屌都不信！我在城联公司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就这样一脚把我踢开，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看着经理当着我这样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发这样的牢骚，心里不由生出几分同情，毕竟他是帮过我忙的。我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与他相似的怨气以前我也曾有过。然而，此时我无暇对老经理的情绪提供什么安慰。成立“新公司”的重要信息，就象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尽管还找不到任何把握，但我心里总琢磨着，正秀的工作一定要争取解决在这次公司的变动之中。
我从经理办公室出来，马上想到，e局一把手张书记是我的好朋友洪刚的姐夫。当年他在某公社任党委副书记时，我们也曾有过接触。这层关系也许现在能用得着。更为乐观的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南山文艺宣传队负责时，洪刚的弟弟洪辉是我们宣传队的主要演员。有一次参加县汇演被县剧团看中，要把洪辉调上来，但南山党委不愿放，怕调走了洪辉，宣传队没有男主角。为了这，洪辉的父母把我请到家里，拜托我帮忙。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宣传队毕竟是临时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去处，就应该放手让人家去奔前程。不能因临时而误了人家的永久，因“小”而误了人家的“大”。这是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一种基本观念。基于这种观念，我满口答应了洪辉父母的要求。回场后，我就找到有关领导，劝说他们放了洪辉。我说：“我们是场宣传队，搞一段时间就可能散伙。人家年轻人看重的是前途，现在上面需要，我的意见是最好放行，免得误了人家。”领导说：“洪辉走了，宣传队行吗？”我拍着胸脯说：“全包在我身上。如果不行，你拿我是问。”就这样，洪辉顺利地调进了县剧团。现在我有事求他的哥哥姐姐姐夫，我相信，能帮他们一定会帮。如果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凭一把手的权力安排个把人到修装公司应该是可以办到的。
我首先找洪刚，请他给我到张书记那里穿针引线。他果然很痛快就答应了，说：“好，我一定帮，晚上我就去找姐夫。”晚饭后，我亲眼见洪刚两口子匆匆向e局方向而去。第二天早上，洪刚就来找我，说：“金老师，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找了姐夫。他说很难办，因为在城联公司挂勾的不止你一个人……。”
我一听就懵了，但很快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确实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在城联公司挂勾的人是不少，而且大多是有背景的，有的是某局长的小姨、某科长的妹妹，甚至还有县领导的亲属。安排了正秀一个，他向其他人怎么交待？这些有根有基的人，张书记得罪得起吗？
我完全理解张书记的难处。但是对于年近四十的正秀来说，就业的路子实在太窄，机会实在是不多。有文化要求的单位根本不敢去想，如商业部门，她连商标也不认识，更不会开发票一类的纸笔活，怎能上得了柜台？重体力劳动部门，她的身体又难以支撑，如建筑部门，搬砖头，担泥桶，她根本无力承受。惟独修装这项工作对她是再合适不过了。修装需要的全是手上工夫，而这正是她的强项。上班又是室内作业，她那个年龄，那副身板，干它个十年八载应该没有问题。我深感这一次机会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如果这一次塌掉了，就恐怕再难找这种机会了，她的所谓找工作就要画上句号，整二十年的工龄就白干了。可眼下修装公司的门已经严严实实地堵上了。怎么办？怎么办？我急得抓耳挠腮。
我这个人看准了的事情，就要纠缠到底，明知不可为，却又总不肯轻易放弃。连续几天，我的脑子总是静不下来，总是那么想入非非，就像科幻电影，一些稀奇古怪的镜头总在眼前闪来晃去。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仍是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一个歪点子蹿上心来：能不能想办法把傅正秀的名字混到原城联公司老工人的花名册上，来个混水摸鱼，瞒天过海？
可是，这可能吗？谁来捉笔为你造假？我就很自然地想到那位老经理。目前他正在办移交，除了移交钱、物、账，就是移交人。工人的移交无非就是将一份花名册交主管局，然后转新公司经理。我想，如果老经理能在老工人名册上加上一个傅正秀，新经理刚来，情况不熟，肯定不会怀疑。只是，e局那一关又怎么过？这些琐事即使领导不过问，可那个办公室主任手里肯定掌握着所有工人的档案，一核对不是全露馅了吗？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此路不通。
我这一生多次碰到过各种各样不通的路，可每次还都让我闯过去了。难道这一回就让我趴下了吗？第一关还没过，就去想什么第二关第三关难难难……！别自己把自己难死了！我的蛮劲一上来，思维立刻转为逆向，一切又全不在话下——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设法闯过这第一关。
于是我又回过头苦思冥想，反复在老经理身上打主意。我与老经理只是萍水相逢，正秀挂勾在他的公司后，我也从未去拜访过。现在有事求他他会全力相助吗？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弄虚作假，他图什么？尽管如此，我的思绪却依然死死地缠着他不松不放。我把与他少有的两三次接触的印象逐一仔细地回味，最后居然翻来覆去推敲起他的那几句牢骚来。经理的每一句怨言，都流露出他的不悦情绪。我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想——他既对局领导和新经理心存芥蒂，就肯定不情愿新公司在他们手里顺心如意。现在办移交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大包袱烂摊子，他决不会留着藏着……。我在前面说过，正秀一无文化，二无专长，加上年龄偏大，干不了几年就退休，交给谁都是个包袱。想到此，我决定去找老经理试一试。如果他能接下这个包袱往下交，不管以后怎么样，这第一步就算是走出去了。
第二天，我在城联公司办公室找到老经理。正好旁边没人，我就对他说：“经理，我们有幸相识，也算是缘份，我还想请你帮个大忙……。”
经理说：“我都快滚蛋了，还能帮你什么忙？”
我说：“举手之劳。只要你肯帮就一定帮得上。”
他说：“什么举手之劳？”
我说：“经理现在不是正在办移交吗？请你在老工人的名册上加上傅正秀的名字。”
经理愕然地说：“这怎么能行？”
我不认为经理已经拒绝我的要求，仍不失信心地从新的角度寻求我们之间的情感共鸣，企图从某一契合点来获得老经理的同情。
我顺着经理的话说：“这确是一件难为你的事。经理你是知道的，现在办事没有靠山就难上加难。有靠山的人，心想事成，无靠山的人，寸步难行。我是个平民百姓，又是外地人，在本地无人可以依靠。”
经理也是外地人，深有同感地说：“是啊，在我们公司挂勾的人，有背景的，有的迁到好单位去了，有的正在等着挑好单位。剩下的平民百姓想找单位就难啰。”
我接着说：“所以我就只有请经理帮忙，走一步险棋。”
经理与我的距离显然已经拉近了许多，他说：“我这里把傅正秀的名字加上去有什么用？局里还有底册档案，那一关你怎么过？”
我说：“只要你加上去，e局那一关我会想办法。即使通不过，我也会对经理感激不尽！”
他考虑片刻后说：“我给你写……就写上去，通得过通不过都不要来找我。”
我说：“决不再麻烦你。”
经理最后下决心说：“好，就这样，加就加，犯不了多大的事！”
第二天，我去找他，经理说：“名字我给你写上了，往后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听了，连说：“谢谢！谢谢！经理帮大忙了。”
我口里说着谢谢，心里却泛起一阵歉意。想到先前我对老经理的那些揣测，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经理此举，就是对一个弱小平民的怜悯和救助，对他的这番善行义举，我将没齿难忘。
走了第一步，再不敢轻举妄动第二步，我担心任何不慎都有可能带来前功尽弃的后果。我只是不露声色地思谋着，寻找着，等待着，希望能在我的面前出现一条绝处逢生之路。
难道真的是苍天有眼吗？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这样一条生路。
有一天，我因事路过杨校长的办公室门前。杨校长不在，只见e局办公室丁主任神情沮丧地呆在那里，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大概是他的妻子。我与丁主任并不熟悉。只是前两年为正秀挂勾的事去局里交档案时接触过两回，此后有时在外面相逢会互相打个招呼。今天在校内撞见，作为主人，理所当然要过去问候一声。
我走进办公室，握着他的手说：“今天主任有什么好事光顾学校？”
丁主任长叹一声说：“唉，现在办事真难哪！我一个孩子今年初三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