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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
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解决问题。
注 释
［1］张发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2］ 第三次攻打长沙，指秋收起义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开
始的。第一、二次是指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北优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胜利
进入长沙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叛变（马日事变）后，著名
共产党人郭亮、柳直旬等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
等十多个县的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纷纷出发准备围攻长沙。
［3］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当时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
［4］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
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
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但由于领导者的认识不一致，未能得到正确的
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5］他带回中央指示，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在
上海期间，他向党中央如实地汇报了当时红四军的情况，并带回了由他按照
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
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6］ 八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九月，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党的第
八次代表大会，继续对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三天，无结果。［7］
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实际上的中央领导。
［8］ 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臼至二十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
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
召开的。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①
（一九五七年九月）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
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
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
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
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
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
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
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
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
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
“马日事变”［1］，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
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
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
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忐到湖南去领导
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
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已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
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
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
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
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忐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
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
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
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
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
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
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
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春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
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
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
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
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
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
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的。刊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人燎原》
选编之一。
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
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
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
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惶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
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
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
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但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
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
委员会”［2］，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
对领导之下。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
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
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
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
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
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
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
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
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
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
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
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
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
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
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
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
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
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
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
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
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
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
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
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
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
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
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
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
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
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
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
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
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
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
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
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
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
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
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
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