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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
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
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
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
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
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
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
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
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
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
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
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
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
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
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
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
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
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
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
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
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
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
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
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
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
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
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湖南返回井
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
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
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
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
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
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
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
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
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
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
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
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
命战略思想的中心。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
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
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
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
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
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
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
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
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
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
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
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
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
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
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
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
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
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
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工农群众。中国依韵分类的字书把
“马”字及与“马”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二十一韵，以“马”为该韵的韵目，
故二十一日旧时称“马”日，而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湖南事变简称“马日事
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
京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前敌委员会，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组成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
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演变而来。
对政治学院学习
毛泽东著作的几次讲话①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六○年十二月）
（一）
在学院党员干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究竟学什么？肯定以学毛主席的东西为主，这一方针不能变。学民主革
命经验，更主要地是学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这在我们中国都有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是要学，但我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搞革命，
为什么不学中国的，不学毛泽东的东西？教条主义就是不学习中国的东西，
认为中国的不是理论。杜勒斯不承认中国存在，我们有些人实际上也不承认
中国存在。中国闹革命一百多年，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边难道
没有丰富的理论？为什么一定只要学外国的东西？我们不是不学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但主要选择用得着的学，抓住重点
学。我们要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主，有选择地学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当然也不反对学员中自学能力更高的同志整本的学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教职员要多读些）。文化水平
不够用，读那些经典很费力，只能有选择地学。现在是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
程。学哲学还要学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工作方法六十条》
等等，再选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
（二）
在完成系一、二、三、四班和速成系
七班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
这里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东西才叫做经典著作？经典
著作无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是不是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写的东西才是带有普遍性的真理，毛主席写的东西就不是带普遍
性的真理呢？不能够这样说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写的东西是
经典性的东西，毛主席所写的东西也是经典性的。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这个问题，就是带普遍性的真理。特别在处理谁战胜谁的问题上。在
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时候，谁战胜谁的理论是带普遍性的，在
国际革命运动中也是带普遍性的。这是不是经典著作呢？毫无疑问，肯定是
经典著作。
有人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叫理论，其他的不叫
理论。这种看法不恰当。我们要看到真理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死的东西，
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发展的。我们不要把真理看成死的东西，看成
一成不变的。如果认为我们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的东西，
就可以用不变应万变，那就错了。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民
族特点发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
会加以重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首先是反映中国革命，反映中国过渡到社会
主义，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对我们更亲切一些。我们并不是只提倡学
① 本文刊载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总政治部编印的《工作通讯》第八期。整理时略有删节。
毛泽东同志的东西，不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著作，
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课程教材的编辑中，选
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在里面。有选择地学，这
对我们来说是对的。以前我们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许多困难，文字是经
过翻译翻出来的，译得不通俗，又受到条件的限制，有许多东西读起来非常
困难。比如《反杜林论》就很不容易读，它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当时他们
写那些东西受到条件的限制。现在读毛主席的著作就容易懂。毛主席的东西
深入浅出，但含意很深。
我们学院由学四门课，改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课程，是正确的。
有的学员同志感觉不够劲，我看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大多数同志弄清楚了，
有个别同志还不赞成，